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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并非美国独有，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甚至在古代世界就已经出现了发条装置、蒸汽机和水力驱动的自动装置。这些自动装置不仅存在于技术层面，也在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例如魔像和《卖花女》中的雕像。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欧洲，宗教和君主政治生活中也常见自动装置的身影。直到19世纪，这些装置依然主要出现在欧洲。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机器人在经典故事中往往与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紧密相关。艾萨克·阿西莫夫作为美国最著名的机器人科幻小说作家，其背景是俄罗斯移民。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机器人玩具的流行使其形象与日本文化联系在一起。尽管机器人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普遍性，但它在不同文化和时代中的含义各不相同，提出了关于人类本质的问题。

在美国，机器人形象最早出现在18世纪晚期的机械印第安人，最晚则出现在21世纪的HBO电视剧《西部世界》中的原住民“接待员”阿克切塔。机械印第安人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将原住民简化为无意识的躯壳；而阿克切塔则反映了对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态度。机器人虽具有普遍性，但其内涵随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变化，反映了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

机器人这一概念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其含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中有所差异。卡雷尔·恰佩克的《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首次引入了“机器人”一词，其含义最初指向异化的工人，后来逐渐演变为自动化机器的代名词。二战时期，机器人被用来形容法西斯士兵和远程制导技术；冷战时期，白领工人被批评为“快乐的机器人”，电子计算机和自动化技术则被视为机器化的延伸。机器人形象既象征着机器化的人，也代表着人化的机器，连接了现代生活的两个核心主题：机器对人的替代以及人向机器的转变。

安布罗斯·比尔斯的作品探讨了机器对人类本质的影响，揭示了19世纪晚期关于人类物质性本质的讨论。科学发现表明精神活动也有物质基础，机器可以模仿人类运动，这些发现削弱了自主性观念，引发了对自由意志本质的辩论。比尔斯通过斯宾塞的观点批判了唯物论，认为机器的出现预示着个人主义时代的结束。在工商业时代，人们要么屈服于机器，要么把自己变成机器。

20世纪60年代，计算机自动化引起了激进文化界的关注，特别是社会主义倾向的“三重革命特设委员会”认为自动化将破坏工作与消费之间的联系。尽管该组织持乐观态度，但工会和工人对自动化带来的失业风险表示担忧。自动化不仅影响了黑人工人，还引发了对经济不平等的讨论。在通用汽车的洛兹敦工厂，工人们反对“通用伙计”的使用，最终引发了“机器人的反抗”。

20世纪70年代，日本在机器人领域的投资被认为是其经济成功的关键。《时代周刊》封面故事《机器人革命》指出，日本的机器人数量远超美国。文章在肯定机器人作用的同时，也反映了工人对机器人的焦虑。摇滚乐队冥河的歌曲《机器人先生》将日本人描绘为机器人，反映了当时对日本人的刻板印象。尽管如此，日本政府尝试通过电视节目改变这种看法。

21世纪，机器人技术的快速发展加剧了对就业市场的冲击。制造业岗位减少，工资水平停滞不前，计算机自动化成为了许多工人、工会和社会群体的噩梦。《飞出个未来》中机器人圣诞老人的故事，反映了机器人从带来礼物的使者转变为毁灭者的转变。中产阶级在应对机器人取代蓝领工作方面变得更为艰难。

综上所述，机器人不仅是技术产物，更是承载着文化和社会变迁的重要符号。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中的含义反映了人类对于技术、自由意志和身份认同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