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灵汇官网

浙江新闻客户端 记者 钱祎 沈晶晶 见习记者 郑铭磊

到杭州旅游，只需几秒钟就能找到空房，20秒内即可进入景点，30秒内完成酒店入住手续，一部手机就能轻松走遍全城……最近，最高人民法院举办的数字经济法治论坛在北京和杭州两地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召开，一段简短的开幕式视频吸引了众多嘉宾的目光。

从杭州的饮食、住宿、出行、旅游等方面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充满数字元素的世界：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问题如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逐渐显现，这些问题给各国带来了诸多风险和挑战。因此，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代表通过视频会议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数字经济治理的难题。

如何利用法治手段推动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浙江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先行区，在数字浙江和法治浙江的建设过程中，探索出了一系列走在前列的经验和创新做法，发出响彻全球的“浙江声音”。

新规则应对新挑战

数字经济法治是一个涵盖多个专业的领域，但它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例如，购物平台的“二选一”政策是否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个人信息过度采集是否违法？数字资产能否被继承，如何继承？

正如论坛上的许多专家指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数字经济已成为支撑社会运转、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在浙江，2021年全省网民数量达到5506.7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84.2%。同年，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8348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7.1%。

然而，数字经济在推动生产和生活方式变革的同时，也带来了全新的法律挑战，如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数据所有权和交易、网络平台治理、互联网竞争秩序、信息安全等问题。

在发言中，加勒比法院院长阿德里安·达德利·桑德斯讲述了当地发生的一起案件，即英属维尔京群岛一家法院处理的一起涉及加密数字货币的债权纠纷案。当公司在破产清算时，加密数字货币是否应被视为财产？目前尚无任何法律明确规定这一点。“司法回应因缺乏强有力的立法框架而受到阻碍。”桑德斯说，这意味着法院只能依靠现有的原则、补救措施和工具来解决这些新型法律问题。

浙江在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中也遇到了类似问题。近年来，为了使不适应市场竞争的企业有序退出市场，让有价值的公司通过破产重整盘活资源，包括企业数据和数字资产等，全省法院创新了破产程序，并建立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机制，出台了相关的工作指引，为制度立法奠定了实践基础。

2021年3月，《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正式施行，这部法规为浙江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次立法探索为国家出台数字经济相关法律提供了参考，许多内容在国内创下了多个“第一”：首次明确了数字经济的法定概念，首次对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进行了法律界定等，使得数字经济发展有了法治保障。

数据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但也容易引发权属和交易等方面的纠纷。不久前，《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正式实施，这是全国首部公共数据领域的地方法规。这部法规虽然篇幅不长，但管理的是海量数据。截至今年3月，浙江省级公共数据平台已归集了800多亿条省级公共数据，共享调用次数超过700亿次，开放的数据集接近2万个……公共数据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并且不断增长。浙江在数字化改革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让沉淀的公共数据“活起来”，实现共享和开放。

在这样的背景下，依法利用和管理数据成为一大热点和难点。浙江的做法是，通过法规明确要求，省、市两级公共数据主管部门会同相关机构制定年度公共数据开放重点清单，优先开放与民生紧密相关、社会迫切需要、行业增值潜力显著和产业战略意义重大的公共数据。

这些话题在论坛现场引起了热烈讨论。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刑庭庭长迈克尔·莫雷诺表示，数字经济时代的法律法规需要调整观念，必须确保建立并实行的法律机制遵循高效、可靠、透明、适当、举证自由以及简洁等多项原则。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科技物流司司长沙米卡·西利曼则表示，亚太地区仅有57%的国家颁布了隐私和数据保护的相关法规，加强国家机关制定和执行新法规的能力至关重要。

从上层建筑着手，制定新规则以应对数字经济的新挑战，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新改革引领新发展

在数字经济的定义过程中，全球曾有许多激烈的讨论。

浙江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以数据资源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新经济形态。

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下，司法机关如何促进数字技术与司法工作的深度融合？在司法模式方面产生了哪些数字化创新？

中外专家围绕数字技术在司法领域的应用与规制、数字经济法律问题的司法回应、数字时代下的诉讼模式创新与变革等话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占国介绍了浙江法院的实践经验。近年来，浙江在网络司法拍卖、庭审记录改革、网上多元解纷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特别是2017年8月成立了全球首家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开创了“网上纠纷网上解”的互联网司法新模式。

5年来，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了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数字经济纠纷案件，通过个案审理提炼裁判规则，指引价值判断。

“小猪佩奇”是英国一家公司的美术作品，版权由该公司和另一家英国公司共同拥有。2018年5月，这两家公司发现，汕头某电商公司在网上大量销售印有佩奇形象的玩具且标明“正版授权”。这是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一起典型案例，也被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的论坛主旨发言提及。

“中国法院大力推进互联网审判的专业化建设，通过设立互联网法院、组建专业化审判庭、合议庭或审判团队，完善配套工作机制，依法公正高效审理了一批具有规则确立意义的涉数字经济案件，更好地发挥了司法裁判的引领规范作用。例如审理‘小猪佩奇著作权案’等涉外案件，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深度参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周强说。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方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版权方15万元。

依法公正裁判，为数字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明晰规则，引导数字经济在法治轨道上健康有序发展。

在创新裁判方式方面，许多专家提到了“无纸化”。摩洛哥王国最高法院第一院长、最高司法权力委员会主席代表哈米德·阿卜德纳巴维说，摩洛哥司法机关从数字化成果中受益良多，目标是建立数字法院，实现司法档案无纸化。

“俄罗斯在2006年就开始迈出了电子司法和数字化的第一步，在无纸化转型方面取得了进展。”俄罗斯联邦法官委员会主席、大法官维克多·莫莫托夫说，他们在司法自动化系统中创建了一个“电子司法”模块，这对防止职权滥用和人为错误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8年以来，浙江法院整合了原有的84个业务系统，建成了“一体化办案办公平台”，打通了所有服务事项和办事流程，实现了全省106家法院、1.5万名干警在同一平台上办案办公，为150多个业务场景提供了系统服务和支持。

无纸化办案率在浙江达到了99%，办案效率提高了14.1%。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浙江法院首创的异步审理模式打破了传统诉讼模式的时空限制，当事人可以不同时、不同地、不同步参与诉讼活动，提升了司法为民的温度和公正的速度。

除了无纸化办案，浙江还于2017年10月推出了“移动微法院”，实现了“指尖诉讼、掌上办案”。针对金融借款纠纷，浙江开发了一款AI法官助理“小智”，能够智能分析案卷材料、实时归纳争议焦点、同步制作裁判文书，为法官裁判提供智力支持。

法治是经济社会运行的“底线”。数字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都要契合法治轨道。截至2021年，中国网民总数已达10.32亿，网络零售额连续9年位居全球第一。全方位全领域的改革，引导数字经济法治化发展，让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球。

新技术赋能新治理

尽管立法和司法领域已对新经济模式、生产消费模式作出了快速反应，但作为上层建筑，法律不可避免地有一定的滞后性。

在本次论坛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第五巡回法庭庭长沈亮提到，与传统行业相比，互联网行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更为普遍和隐蔽。

例如，广为人知的算法，社交平台、搜索引擎等借助这一技术，肆意收集个人信息、监测个人行为，以此进行用户画像，用于定向推送广告。数以亿计的用户可能毫无察觉，或者被迫接受，即使诉诸法律，也面临着举证难、维权难的困境。

对此，论坛上的许多专家认为，推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既需要法治变革，也需要对社会整体治理模式进行优化。

也就是说，各地不仅要健全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还需加快建立协同监管、预防监测等机制，不断健全和完善政府、平台、企业、行业组织和社会公众多元参与、高效精准的治理体系。

外卖小哥张峰枫在这三年里依靠送外卖维持生计，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烦恼。作为一名外卖小哥，他每月最高能赚到1万多元，但时常担心下一单外卖是否能按时送达，更担心摔伤后由于没有社保无法负担医疗费用。

如何让新业态从业者安心工作，让互联网平台稳健发展？浙江借助数字技术之力，开创了数字经济治理的新路径。

“浙江外卖在线”应用整合了市场监管、公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健康等多个部门的职能，实现了从后厨到餐桌、从加工到配送、从线上到线下的全链条闭环管理。“派单和配送时限更加合理，受伤后也可以在线申请处理，减少了后顾之忧。”张峰枫说。

不仅如此，从“浙江消保在线”到“浙江公平在线”，再到“浙江知识产权在线”和浙里“反电诈”，一个个数字化应用直面群众和企业的迫切需求，推动监管、保障和服务等机制创新，重塑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效能。

参加论坛的中外专家也注意到了浙江的探索，纷纷表示赞赏。现场，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提升治理效能中的力量。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的司法大数据平台通过各类数据的有效汇聚、分类、校验，分析矛盾纠纷的发展趋势，目前已累计形成1000多份社会经济运行报告，为促进社会治理、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不断涌现的情况下，针对数字经济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蒙古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达木丁·钢照日格期待，各国共同合作关注滥用数字化技术的后果及如何避免滥用问题，建议建立一个开放的电子平台，以便各国及时分享经验。

李占国在发言中对正在建设的“全域数字法院”寄予厚望。他说：“汇聚的案件信息将成为反映社会动态的重要数据资源，有可能推动法律对社会的调整，由事后救济和修复转向事前规训和塑造。”

数字化、信息化、互联网、电子商务以及加密数字货币的出现，使全世界的贸易关系不再受限。变“治已病”为“防未病”，正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现之一。

面对数字经济治理的共同责任，浙江正与世界各地共同努力，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延伸阅读】

法治护航，浙江亮招

第一招 平台化整合，多跨协同“一网通办”

2018年以来，浙江法院整合原有业务系统，建成“浙江法院一体化办案办公平台”，全省干警在同一平台上办案办公。依托该平台，浙江法院打通了内部司法数据资源，并与公安、检察等单位实现了跨部门数据共享。以不动产司法拍卖“一件事”改革为突破点，该系统横向对接自然资源、税务等20多个单位业务系统，纵向贯通省市县乡村5个层级，实现了不动产拍卖过户“一窗办理、一次办结”。司法拍卖用时缩短40%以上，平均办证时间由20天缩短至2天，最短1小时。

第二招 无纸化应用，全流程“在线办案”

无纸化是浙江法院办案办公方式的转型，并非强迫当事人进行线上诉讼，而是向群众提供线下诉讼之外的“增量”服务，做到降成本不降质量、提效率不减权利。在立案、审理、执行、归档等环节，浙江法院全面推行无纸化，形成了全流程无纸化办案机制。自2020年以来，浙江法院网上立案127.5万件、网上开庭3.4万次、网上调解150.2万件。还首创了异步审理模式，有效解决了“时间差”“异地难”带来的诉讼不便。

第三招 智能化赋能，全方位“智慧司法”

在实现平台化、无纸化的基础上，浙江法院采用了“算法+数据”的方法，推动人工智能与司法活动的深度融合。以金融借款纠纷为主攻方向，研发了AI法官助理“小智”，能够智能分析案卷材料、实时归纳争议焦点、同步制作裁判文书，为法官裁判提供智力支持。累计审结金融案件3237件，平均审理时间缩短56.4%。此外，还探索建设“数字法院大脑”，使每个法院、每个法官的办案情况、业绩情况都能数字化呈现，实现“一屏看全省、一网管全程”。未来，“全域数字法院”力争展现全生命周期的司法平台、全时空在线的司法服务、全流程智能的司法模式、全方位的司法制度变革等，推动数字时代法院现代化建设。